基督教文化與澳門（上）

羅馬基督教(天主教)的貢獻
http://www.m-ccc.org/m-infm/Mo/hist/RomanXn.htm

　　天主教此名字是由利瑪竇研究出來，他覺得在中國傳羅馬的宗教，一定要給中國人能接受的，在中國古籍中發現中國造字上有一定性的規律，就是在六書中有一定之意義，發覺「天」字在中國文字結構上來說，即是「神」之意，孔子曰：「獲罪於天，無所統也。」「天」之結構即「一大」而結合成「天」字，而皇帝是最大的，故名為「天子」，故得罪「天」者，即得罪「神」，奉天承諾，中國稱皇天后土。利氏深覺得「天」即「神」之寓言字，故用「天」及「主」作為所用宗教之稱謂，當時羅馬政局並未能接受此名字，初期時，傳教者有多來自意大利及葡萄牙。

　　在1540年時，教延指派一些有學問及見識之傳教士來澳傳教。後來意大利的神父來到澳門傳教，他們除了傳教外，亦對科技、文化及知識有相當大的貢獻。之前有一位天主教聖人沙勿略 (Francis Xavier)，也曾想到中國傳教，但不成功，到了上川島老死他鄉，而後人都對他十分尊敬，并且想把他屍體埋葬，在馬來西亞及日本都受到影響，這位教士相當有遠見，在一處地方傳教不能固守本身的文化，一定要匯合當地的文化，要學習他們的語言，但當時並沒有人接受，故此孤掌難鳴，結果壯志未籌，就離世去了。

　　在當時印度羅亞 (即傳教省) 的地方，有一位耶穌會省長范禮安神父(Alexander Valignani, S.J. 1539 - 1606.) 坐在澳門面向關閘，目睹遠處神州，發出沉痛的呼喊說：「巖石呀! 巖石呀!甚麼時候你才能開啟啊!」當時政府仍是閉關自守，此一句成為極有挑戰性的說話，在當時看見在澳門傳教發展下並不理想，因為要學習聽葡語，要入葡籍，並要改葡名，除了為了做生意，得好處及利益下才會這樣做，故此他向當時的修士說：
「你們要學中國語啊!」他們卻回應：「學中國語需要有所羅門的智慧，瑪土撒拉的年歲才可以 (意即絕不可能)。」
但他並沒有灰心，他亦在羅亞地區找到另一位神父羅明堅 (Michael Ruggieri, S.J. 1533-1607)，他願意到中國，花上不少代價學習中文，1579年到澳門，在澳門勤力學習中文，預備到中國傳教，同時，他亦尋找一些志同道合的人，但當時所有修士反應不佳，後來找到另一位神父利瑪竇 (P. Matteo Ricci 1552-1610) 為夥伴，他們一拍即合，不單學習日常用語，更深入研究中國文化與文字，而且理解到中國社會文明是掌握在讀書人的手中，他覺到當時傳教只在普羅大眾，起不了大作用。而中國是「士」族社會，若然接觸到大家族、大戶人家或官府人士，那麼教務就容易展開，於是他們多次進入國內，探聽市場，他們並帶地圖及西方稱為「奇巧之器」進入內陸，展示給當時的地方官觀賞，而當時有一位在肇興府中接納，於是天主教就在肇興府開始，他並不意為肇興為目的，因為是要向高層社會為目的，故此北京才是朝向的方向，直至如今你們亦可在京城紫禁城中的「鐘」中，亦有發現當日他們給朝庭之「奇巧之器」。

因此，給北京皇帝禮遇，而因鐘亦會朽壞，故皇帝要求他們留下維修這些「奇巧之器」，於是賜予四品官銜，一方面維修鐘，另一方面鑽研中國文化。他的貢獻很大，結交朝延官員，在當時明朝有禮部尚書徐光啟及三位大官，信奉天主教，更被為譽為「中國天主教開教三大柱石」，後更稱為「護教者」，因當時亦遭遇到教難時，因禮儀之緣故，他們遭受一些官員反對。都因為知道他們亦曾作天文台的監察者，後稱為欽天監，後有湯若望 (John Adam Schall von Bell) 及南懷仁 ( Ferdinandus Verbiest 1623 - 1688) 亦有擔任此職，測算當時的天文事宜，最近聽聞已開放第一所天主教所創的天文台，作為旅遊點。

　　在當時利瑪竇時期不單是進入中國傳教，更將中國四書五經譯成拉丁、法文及德文，由於這樣，德國亦興起漢學熱潮，這段時期中西文化交流，天主教教士，特別是天主教耶穌會之教士做了一定性的貢獻，他們亦將西方學問帶進中國，而最具象徵性或代表的是，具體的就是今日所見的大三巴教堂，是耶穌會的居所，後來在范禮安催迫下，更擴展成一所神學，即聖母修院，後更擴建為聖保羅堂，升格為神學院，為大學，課程內容會教授有中文、拉丁文、神學、哲學、天文學、物理學、數學、醫學、修辭學及音樂等科目，當時收到學生最多有400多人，而此神學院更栽培外地修士研讀當地文字地方，亦有作為本地修士研讀神學，此地方曾有百多位中國籍修士修讀後進入中國傳道，他們真是精通各種學問。

　　利瑪寶本身不單是傳教有貢獻，在中國文化上亦能貫通，耶穌會與後來傳教的修會產生矛盾與衝突，都是因為是在文化上的差異，他們認為應該是與匯合當地文化，而其他修會卻不認同，要固守原有文化，傳的是異文化，所以為了此點卻造成了日後的衝突，後來打官司到教延，而教延仍站在保守一派立場，故耶穌會在此點上是喫虧的。而天主教之貢獻是向朝延的大官傳教，除了徐光啟、還有楊延筠和李之藻 (我存) 他們更為天主教開教之三大支柱。
　　天主教不單將聖保祿堂成為文化交匯的具體建築物之外，而有另一地方之建築物，就是在中國歷史上第一間西醫，即白馬行醫院是當時最早期1569年已設立的，現將變成葡萄牙的使館，以上就是明朝之天主教之貢獻。

(三之一，下期續)基督教文化與澳門」系列，由澳門浸信教會堂主任、浸信中學校長黃鐘牧師講於1999年第二屆基督教文化節，冼錦光先生整理。「